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调子唱得最高的人，往往是什么贡献都没有的人，他们既没有创造过任何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也没有独门的产品和技术，更没有形成用户依赖的渠道。所以最终，他们只能把过去被踩在脚下的东西拿起来，吹吹上面的灰尘，然后就挥舞成一面旗帜——就像小偷戴上个大盖帽，就成了维持秩序的，不是警察也是城管。

在中国，最喜欢拿版权当武器的，不是内容的创造者，不是出版发行机构，甚至也不是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而是一帮混子、瘪三。所以在南方周末的音乐论坛上，我说：“唱片工业从来没有养活过真正的艺术家，唱片工业养活了谁？养活了一帮打手、一群黑帮、一批收钱的，艺术家们创造了半天，却使这帮人日子过得更好，这种模式正常吗？”

如果中国互联网最终走向那帮混子、瘪三所期望的“版权模式”，那还不如干脆让互联网死掉算了。古腾堡印刷机打破了教会对《圣经》和知识的垄断，互联网也必将打破围绕版权所形成的旧的利益联盟，和新的利益黑帮，从而帮助真正的创造者。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互联网来说，版权是个伪命题。

正好，昨天去参加了盛大文学“一人一书”计划以及电子书战略发布会，而这个战略恰好也跟版权有关。盛大文学的战略，我的理解，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整合：整合上游版权资源（包括自有原创文学的版权和出版社的版权），整合下游版权内容分销资源。今天的盛大当然已经和5年前的盛大不可同日而语，盛大文学的自有资源（内容、用户和支付手段）也远超过5年前，但电子书战略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盛大盒子”，说实话，我不敢太乐观。

不过，盛大文学的资源整合，跟视频网站的版权之争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盛大文学应该不会一掷千金地去“采购”版权，而是将平台向出版社开放，让出版社“自主地”利用盛大平台，直接接触上亿用户，并获得收益。未来的盛大文学平台，既有用户原创的文学内容，也有出版社的内容，还有大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内容。作为平台，直接插手版权操作，是愚蠢的。

对盛大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版权，而是是否能真正建立一条直接高效的全新发行渠道，以及通过这条渠道能卖掉多少内容。所以盛大文学的本质是渠道，而非版权。就像Amazon并不拥有它所销售图书的版权，苹果并不拥有它所出售音乐作品的版权。盛大文学这条渠道，是离读者最近的渠道，是最便利的渠道，是最能发挥数字化和互联网独有优势的渠道。

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我能读到什么；作为作者和出版社，我关心的是我能卖掉多少；作为阅读器硬件厂商，我关心的是有多少人会买我的硬件；对盛大文学平台来说，版权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千万别拿伪命题来说事儿，那会掩盖你真正的优势。如果用视频网站来类比，我想盛大文学的模式更接近YouTube，而非Hulu。

电子书现在很热，但在中国究竟能不能成就一个大市场，谁也不敢打包票。盛大文学应该立足于做数字渠道，不断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须知，互联网企业跟传统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你离用户更近，你发展和维系用户的成本更低。挟用户以令版权，要比挟版权以令用户，靠谱。千万别像叔伯兄弟酷6那样，玩儿版权，那会死得很难看。

我根本无意去猜测，这是不是胡总本人开设的帐号，而且，你现在也根本搜索不到一个名叫“胡锦涛”的用户了。人民微博解释说：“今日起，暂停强国嘉宾微博账户实名认证，凡是没有经过本人确认的强国嘉宾的微博账号一律关闭。”看起来，人民网一不小心把事情闹大了。那个曾经火爆的用户页面，不见了。很多用户本来是奔着成为胡总粉丝而去注册的，偶像消失了，他们很寂寞。

现在再回头看媒体的那些过度阐释，以及博客们的热切期待，就像一出快速开场快速落幕的荒诞剧。

在互联网时代，一国领导人通过网络直接跟民众沟通，尽管不太符合中国贵贱有等的文化传统，但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奥巴马同学在通过互联网动员支持者方面，就干得相当不赖，尽管后来他承认他的Twitter帐户并非他本人更新的，以至于Twitter很恼火地撤销了奥巴马的认证标志（后来又恢复了）。

奥巴马的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帐户并非由其本人维护，公众大都可以理解，只要他的那些帐户是由他指定的、并能代表他的专业团队进行维护，就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和有效的渠道。通过奥巴马公开招聘社交网络主管，我们知道，奥巴马还是非常重视互联网媒介的。对一个通过拉票上台的执政者而言，直接接触选民从来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问题仅仅在于，你的团队是否更了解、更熟悉、更善于利用新的渠道。

在中国，领导人拥有几个长期更新的社交网络帐户，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公众所能做的，不过是在一个没有偶像的偶像网页上，当一个单相思的fan而已，而这已经被视为一件相当具有突破性的事情了。别说最高领导人了，连主管信息产业的李毅中部长，不也同样不需要一个互联网身份么？

如果你非要成为政治人物的粉丝，就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否则，还不如当一下李彦宏的粉丝或张朝阳的粉丝，来得更直接些，起码你粉的是一个活人。

我重提上面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在视频分享领域，中美两国原本处在差不多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中国还要更加先知先觉一点。但是5年后，却发现两边的差距已经悬殊到惨不忍睹。

YouTube并非一开始就那么火爆，直到2005年11月，在借鉴了Flickr的设计理念和分享模式，对网站重新改版后，YouTube才进入爆发通道。土豆网差不多也是在同时开始学习和借鉴Flickr。可以这么说，Flickr几乎是所有内容分享网站的精神鼻祖（国内Web 2.0的代表性网站豆瓣网也从Flickr获得灵感）。

YouTube的火爆，让传统媒体巨头感到紧张。2008年Hulu.com的出台，就可以被视为媒体大鳄们对YouTube的一次公开回应。与Flickr、YouTube这样的草根舞台不同，Hulu一开始就坚持精英化立场，互联网只是电视台和电影院线在互联网上的延伸。在我看来，Hulu是传统媒体公司内的开明人士，面对“被革命”的命运所做出的有限反应，其根基仍然建立在对内容制作和传播的控制之上。而这种控制，终将被YouTube革掉性命。

在中国，经历了资本和广电总局两次洗牌之后，一大批YouTube克隆网站死掉了，侥幸活下来的，忽然都成了Hulu的铁杆粉丝，世上真的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他们一边捂着屁股上的屎，一边跳上版权舞台，不看屁股，还真挺像个正人君子。但作为用户，你真的相信这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告状上的家伙，会比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用户体验上的人，更体贴用户，更能代表未来？

我可以理解中国视频网站所面临的监管困境、文化困境和版权困境，但我无法理解他们公然装孙子的下作。

对YouTube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节目提供者，任何人，不管你是奥巴马、英国王室、华纳兄弟、PIXAR、探索频道、麻省理工、奥普拉，还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们都只是用户。对，你可以在YouTube上抱怨美联航弄坏了你的吉他，并且让美联航损失1.8亿美元，但你无法在Hulu上干这事儿。

Hulu上确实有很多不错的节目（如果没有反倒是怪事），但我相信，能够提供不错的节目的，并不只是Hulu背后的那些媒体巨头。被传统媒体扼杀掉的天才，要比被他们捧红的多得多。YouTube则把传播渠道向每个人开放，所以YouTube是“我们”的（不包括中国大陆的华人），版权其实是个伪命题。

中国几乎注定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Hulu，因为那些声称要做中国的Hulu的，根本没有历史；中国更不可能出现一个YouTube，因为在我们这里打破控制是不被允许的。最终，中国会出现一堆电视剧网站。

对Google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这是个痛苦的选择。我的大部分在线生活，依托于Google。我使用Google搜索，用Gmail收发邮件，用Google Reader阅读我订阅的大量内容，用Google Docs处理所有办公文档，用Picasa处理照片并进行地理标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可替代的第三方工具。且不说还有大量的中国企业，比如阿里巴巴，需要依赖Google的搜索和广告进行全球营销。

我也知道，在过去四年中，Google一直都存在退出中国的可能，开复像个救火队员一样穿梭斡旋过很多次。今天的结果，大概是Google在对中国业务做了全面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对中国政府来说，既然你需要中国这个市场，你就得听我的招呼。但对Google来说，它更愿意玩一个规则透明的游戏。况且，过去四年动辄得咎的现状，也让Google明白，预期的商业利益，将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而黑箱式的搜索结果屏蔽和妥协，却让它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大的道义压力。

对我来说，Google是全球最好的知识管理工具和生产力工具，但中国的监管当局并不这么看，意识形态是他们更加关心的东西。我相信，Google的这份摊牌声明，也会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的花招，招致中国政府更大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可能不得不费更大的力气去访问那些我已经无法离开的Google工具，这是我必须承受的后果。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WordPress、Google……全世界最好的网站和服务，一个个远离中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李彦宏曾说，5年后，大家可能很难看到Google了。我相信，他并不希望看到Google以今天的方式退出中国。与优秀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件幸事，尤其是在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市场上。缺少高手的中国互联网，大概只能算是一个国域网，竞争可能会更加黑箱，更加上不得台面。有志向、有追求的中国网民，现在必须更加勤奋地苦练翻墙术，以良好的状态迎接中国互联网的铁屋时代。

据本书介绍，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共有60余部，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不过这并不说明太多问题，因为中国官场通行的从来都不是显规则，或者说，规则从来都是可以商量、可以通融、可以寻租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吴思的这本书是理解中国官场，甚至国家防火墙的一把钥匙）。中国在网络监管、审查、过滤、屏蔽等技术和产品上的投入，以及在监管机构、人员上的配置，组织网络的细密程度，都称得上世界之最。

《我们的防火墙》的作者不是要去批判什么，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此如临大敌、劳民伤财、殚精竭虑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或者如作者所说，“以温良中道的‘和事老’立场，少批评，多理解；尽力实现情理辩证的‘公共修辞’。”

不过，直到读完“结语”，我仍然无法理解作者所阐述的那种“合理性”，以及作者看上去似乎比较欣赏的政府在网络监管方面的“政治智慧”。作为国家防火墙的一个观察者和被墙者，我承认我时常感到愤怒，但我并没因愤怒而放弃探求施政者行为逻辑的努力，而且我找到的结果跟作者李永刚并不完全相同。

李永刚认为，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合作产物，从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到充当执行者部门与地方政府，再到充当协作者各网站，直到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尽管这些角色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行动逻辑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共同需要这样一套监管体系，管制因此成为所有上述角色的“共谋”。这些论述并不符合我的生活常识，我所知道的是，有管制者就一定有被管制者，尽管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现象，但绑匪终究是绑匪，人质终究是人质。但在作者的叙述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被”的中国互联网上，被管制者奇迹般地消失了，化作一缕缥缈的对“不稳定”的恐惧。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作者构想了一套貌似完美，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框架和叙述逻辑，并费尽力气地组织、剪裁、解释材料，以便可以削足适履地纳入作者预设的因果之中。比如，作者认为，网站为了谋求商业利益，选择成为政府监管的协作者。看上去似乎没错，但作者巧妙地倒置了因果。谷歌中国屏蔽搜索结果，并不符合其商业利益。问题在于，网站根本没有可选项，生或死，是个问题，但无从选择。

李永刚说，“互联网上的‘国家防火墙’不是建立在外部，主要是建立在我们心中。”我大致认同这个结论，但要注意，是国家防火墙改变了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心灵导致了国家防火墙。我们的“自律”，不能用来证明防火墙的“合理”。

在书中，作者罗列了一个BBS十大热门话题的统计，发现绝大部分是娱乐类话题，证明网民对政治类话题兴趣不大。这种观察视角实在是我无法理解的。因为网民绝少谈论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问题，就证明网民对污染造成的身体损害兴趣不大？因为谈论工人权利问题的话题很少能进入十大，就证明工人实际上不关心自身权利？

再比如，作者引用了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被问到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时，超过八成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我不知道，如果这个问题改成YouTube、Facebook、Twitter、饭否是否需要被屏蔽或被关闭，结果会怎样。而且在引用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时，作者似乎遗漏了或者忽略了这项调查中的某些重要数据，比如只有8%的被访者认为需要对政治内容进行管理和控制，而支持对色情、暴力内容进行管制的，则超过70%。很显然，对言论的管制，并未得到被访者的支持。

这本书对中央政府以及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管制逻辑的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尤其是关于中央政府的“父爱主义”——管你，是为你好，以及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既要考虑仕途、政绩，又要考虑利益、寻租的复杂心态，可以比较充分地解释监管的内在驱动力。不过作者仍然遗漏了某些重要力量。

2009年，我们经历了绿坝事件、魔兽审批事件、由WAP反黄引发的对互联网的全面清洗事件、以及年尾的“国家队”粉墨登场等，这些事件让我们对权贵、利益和政策之间的关系看得更加清晰。我从不敢假设政策主导者的道德水平比我更高，也从不敢低估权贵的贪婪以及影响政策的能量。就像一艘四处漏水的破船，已经给自己准备好救生艇的人，会更加贪婪地掠夺那些无望的人，因为时日无多，不抢怪可惜的。而且所有的掠夺，一定是“合法”的。

所以本质上，国家防火墙是他们的，我们只是“被墙”，而且这一切正在变本加厉。我看不到作者循循善诱所倡导的宽容与合作，存在任何可能的契机。我感觉本书的作者很可能并不认同他自己的论述，他只是试图站在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立场上，努力去寻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同时让这本书可以合法地出版。不过从他开出的轻飘飘的药方看，他可能连自己都没说服。

这本书虽然存在某些致命缺陷，但从理解中国，了解政策逻辑的角度，它仍然值得所有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从业者以及直接从事监管工作的政府官员一读。

相信未来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另一位名叫雪莱的英国诗人，在更早之前写下了《西风颂》。在这首诗的结尾，雪莱写道：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网络电视台”这个所谓“国家队”的进入。我的回答是，看看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这些戴着红袖标出生的红五类网站，它们难道不是“国家队”吗？可是，在互联网的竞争中，无论是专业性、创新性、商业性，还是用户认可度、市场化程度、乃至服务意识，你能看到它们有丝毫优势吗？

互联网是一个不同的游戏。习惯于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成一个服务于用户的服务生，对那些追求政绩的人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公仆从来都是以公为仆的，哪能乱了尊卑秩序。所以过去10年，中国互联网上技术最烂、服务最烂、责任心最烂、给网民带来痛苦最多的，恰好都是“国家队”。

不过这一次可能确实与已往不同。过去国家队真的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人真的把互联网当成自己的事业，那只是一份革命工作而已，领导满意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互联网不但是一个政绩工程，更是一个利益工程，这个已达1000亿规模的市场，居然被草民瓜分了，这是不正常的。同时他们也很清楚，按互联网的游戏规则玩儿，他们怎么都玩儿不赢，光有钱、有资源是不够的，必须得有政策保驾护航，必须得把游戏规则改成他们熟悉的那一套。

于是我们有幸见到了互联网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政治运动——妖魔化互联网。所有的官方喉舌一齐开动，拼命鼓噪，互联网是黄色的、危险的，而且是失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大风降温之后，国家队来了，带着抢夺控制权，染红互联网的堂皇使命。

“抢占阵地”这个“抢”字，实在是惟妙惟肖，急切、贪婪、蛮横、不讲理，都通过一个“抢”字，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我们打开电视，只能在CCTV和湖南卫视之间选择；我们开车去加油，只能在中石油和中石化之间选择；我们要打电话，只能在中移动、中电信和中联通之间选择。当我们只有国家队可选的时候，世间财富的流动，就是有序的、可控的、安全的。国家队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喜欢这样的游戏规则。任何人未经许可、未经备案、未经白名单，不得与国家队争利。

好吧，我选择躲开，躲得远远的。

1998年-2000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高潮，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批无权无势的知识英雄，开始了这场新经济试验。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知识英雄们所做的，其实主要是圈地。新浪、搜狐、网易，圈的是门户；腾讯圈的是IM；阿里巴巴圈电子商务；盛大圈游戏。这些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是一开始就奠定的，只不过他们的先知先觉，让他们取得了一个有利的首发位置，很容易获得资金、人才等外部资源的注入，从而构筑起进入门槛。再加上他们持续10年的坚持，让后来者超越的难度变大。

比较起来，百度可能是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中惟一的一家以技术立业的公司。换句话说，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技术创新就成为百度的核心能力和企业基因。这样的情形，在中国互联网上并不常见。

我曾经在已经关闭的Google Answers上找到过一个问题的解答，这个问题跟回国创业前的李彦宏有关，读下来宛如一个侦探故事。

2005年10月，一个用户花了200美元向Google Answers提问：在1996-1997年间，谁拥有LinkRank.com这个网站。该用户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在Larry Page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提交的PageRank专利申请表（PDF文件）中，在“可能接近或相关的专利”部分，提到了这个网站。Page是如此表述的：“有一个我最近才知道的公司，地址是http://www.linkrank.com/。他们看起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不过他们没有解释所用方法的任何细节。他们声称拥有一个待批的专利。”

经过多位Google Answers专家的反复查证，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那个引起Google创始人注意的网站，不是LinkRank.com，而是RankLink.com（不知Page是有意还是无意记错了），其开发者是布法罗大学的研究生李彦宏。这是李彦宏将超链分析思路付诸实践的第一个作品。1997年，李彦宏加盟Infoseek。作为上市公司的Infoseek热衷于商业运作，却对搜索技术本身越来越忽视。作为一名搜索工程师，李彦宏深感无奈。1998年，李彦宏的试验作品连同技术专利，被道琼斯收购，然后就被束之高阁。1999年底，李彦宏带着一腔热忱和少量风险投资，回国创办百度。

我从没把百度看做一个圈地者，就像绝大多数第一代互联网公司那样。李彦宏相信技术，而不是被抢先圈下的那块地。前几天，我站在百度搜索框大厦的楼前，看着那栋可能是整个上地地区最牛逼的大楼，仿佛看到了虚幻的技术与现实的财富之间某种奇妙的链接。在通向财富的道路中，李彦宏所选择的路径，可能是最不直接的一条，但却可能是最坚固可靠的一条，而且它最贴近互联网的本质。

10年了，已经长成巨头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变得有钱有势的大佬们，也开始越来越相像了。他们互相进入对方的地盘，做对手已经做成的业务，即使是完全靠销售文化起家的公司，如阿里巴巴，也越来越重视技术，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吸纳和培养，重视对技术和研发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百度鲜明的技术色彩，却十分可惜地淡化了。

直到百度上市前夕，在理想国际大厦那显得很空旷的办公室中，李彦宏所倡导的自由、随意、平等、信任的工程师文化，仍然随处可见。尽管没有大厨和美味食物，没有极具创意的工作间设计，但那里仍然成为中国顶尖互联网技术人才梦想的地方。但那种氛围，如今似乎正在远离更加富有的百度。

百度的技术风格，一向是实用主义的，这避免了过于超前的风险，和为创新而创新的偏执，但也很可能导致后继乏力的窘迫，以及围着“变现”打转的短视。从一个更宏观的格局看，李彦宏2012年与Google划洋而治的理想，终究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技术能力去实现。

拥有7000名员工，年收入40亿元，在中国占据七成以上的搜索市场份额，这一切，只能代表过去。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在未来10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拥有更高的理想、更大的格局，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成为全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就像奥巴马所说：“很多其他国家都将等着我们，他们要看我们做什么。”

生日快乐！百度，以及所有为中国互联网拼搏10年的知识英雄。

不用去费劲地想象未来，2009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很湿，哪哪儿都是水——口水。

《魔兽世界》运营权变更所引发的各种势力的较量，官媒对“谷歌涉黄”问题展开的大批判，谷歌图书项目所唤醒的中国作家莫名其妙的维权意识，视频网站版权大战，杀毒软件收费免费之争，两个开心网的商标权之争，乃至新闻出版总署跟文化部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3亿多中国网民每天浸淫在这被“绿坝”精心呵护的澎湃的口水中，幸福着，满足着，一如被三聚氰胺喂养的一代婴儿。

空中漂浮着数不清的舌头，我们却看不清舌头后面的那些嘴脸。互联网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互联网，那个由一群没权没势的知识英雄所开创的知识经济试验场。互联网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和整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已经被证明，它可以创造财富，巨大的财富。所以各种各样的面目模糊的势力杀进来了，他们嗅觉灵敏，目标明确，出手果断，有组织有纪律，只要是有肉的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翻飞的翅膀，听到他们嗡嗡的噪声。

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墙越筑越高，篱笆越扎越厚，地盘就是利益，更大的利益需要更高的权力保护。从谷歌涉黄，到绿坝，再到CCTV狠敲中移动，“保护未成年人”确实是一把屡试不爽的利刃，可用来切割利益，划分地盘。当年的草寇，如今也换上了正统的面具，一边在权力的怀中撒娇，一边把手里的刀子，捅向新来的草寇。人们说，水很深。是啊，很深，越来越深。3亿网民，情愿或不情愿地，都成了贾君鹏。

在这深不见底的污水坑中，中国互联网终于圆满地符合中国国情了，国情有多脏，它就有多脏。你要么潜规则别人，要么被别人潜规则，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您别误会，我从没有期待一个世外桃源，毕竟我还有赶不尽杀不绝的翻墙工具，我可以浮出水面透口气。但这一潭污水，已经窒息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让互联网成为强盗的乐土，权力的玩偶。在这里，一切“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终将被组织接管，接管不了或不想接管的，封掉或关掉即可。

中国互联网产业总产值已经接近千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游戏贡献的。我知道互联网未来会变得更大，产值更高，这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脏手，伸进来，水也会更多，更脏。就是这样。